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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故居讲述昔日风采
北京青年报:(08/01/04) 罗雪娟
■馆名:郭沫若故居
■地址:前海西街18号
■特点:名人故居
■建馆时间:1988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
■镇馆之宝:照原样保留的郭沫若会客厅
◎四合院◎
故居里住过的名人真不少
这里是什刹海、后海、胡同游的起点,门外街两旁一溜排开的黄包车天天在此热闹地守候着,车夫们用地道的京片子招徕来往的顾客。如果你不小心从街中那面大影壁的东侧走过的话,你可能不会留意到影壁西面对着的那一扇不大的垂花门,门楣上写着“郭沫若故居”几个大字。
它是一座大型四合院,清乾隆年间曾是和珅的花园,到了咸丰、同治年间,是恭亲王的马号。清朝亡后,达仁堂乐家药铺的乐松山住在里面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乐氏家人把包括这所庭院在内的一批财产捐赠给了新生的共和国。随即,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被安排在这里。接着,宋庆龄、郭沫若分别在此工作居住过。
和珅花园也好,恭王府也好,并未在院落留下任何特别的建筑,只有大门西南方向一眼乐家用过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遗物。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脚步,昔日的水井早被覆盖废弃了,直到2000年春天才被纪念馆修复,重见天光,成为这座庭院历史变迁的见证。
步入郭沫若纪念馆庭院,草坪上郭沫若全身铜像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司徒兆光创作的。铜像神情怡然,似在小憩,又似沉思。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介绍说,郭老生前也爱在院子里这样坐坐、看看。为了塑造出这一尊铜像,司徒花了三年时间研究资料、征求意见,并且别具匠心地把塑像放在院落里而不是进门入口。因为郭老生前最爱银杏树,将塑像放在银杏树下,铜像才像活了一般,为纪念馆增添了一种诗意。另外,在院落里一对雕刻生动的石狮子蹲坐在树下,为草坪增添了几分新奇和活力。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与两株古柏相伴为伍,稍高的一只铸于明天顺元年,另一只铸于清乾隆年二年。石狮、钟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。
◎银杏树◎
郭沫若亲手种的“妈妈树”与主人心有灵犀
郭沫若喜欢这座院子,直到现在,我们走在里面仍然能感觉到他的喜欢。进了院门往左一拐,首先就能看见一株漂亮的银杏树,这是郭先生的“妈妈树”。其实这里满院都能看见银杏树,到了秋天,金黄灿灿的树叶在枝头迎着秋阳散射出柔和温暖的光芒。郭沫若喜欢银杏树,因为他觉得银杏的树干端正挺劲、独立不倚,它美,却美得低调。那为什么“妈妈树”最特别呢?因为它有着不寻常的故事。那是1954年的春天,女主人于立群患了重病需要去外地治疗,在她离开北京的第二天,郭老带着孩子们从西郊大觉寺移回一棵只有手腕粗细的银杏树苗,种在大院胡同5号院里。郭老为它起了“妈妈树”这个名字,寓有“孩子们少不了妈妈”的深意,希望妻子顽强地经受住疾病的磨难,早些回到孩子们和自己身边来。后来搬家,郭老也把树移植到了现在的四合院里。
1979年2月,郭老逝世未满一年,身体一直虚弱的于立群老人不幸也相继病故。第二年,“妈妈树”仿佛知道主人去世,决心要随他们而去一般,大病一场,濒临枯槁,树皮整片整片地暴裂,缓了好几年,又渐渐生出新树皮来。想不到10年后竟然又遭劫难,在一场暴风雨里被刮断了主枝,但其生机依然不减。
◎镇馆之宝◎
郭沫若的会客厅一物未动
郭沫若故居中客厅、办公室、卧房几间屋子参观者只能隔窗参观。里面的摆设和陈列与郭沫若生活在这里时一模一样。
客厅,沙发呈马蹄形排列。郭沫若习惯坐的位置是钢琴前的单人沙发,这是因为他双耳几近失聪,左耳借助助听器,功能略好一些,客人就坐在他的左侧。沙发后面的背景是中国著名山水大师傅抱石的巨作,写郭老游九龙渊诗意:远处云山相吻,近处瀑布飞泻。下端山石之上站立着几个人物,那不是古代的游客,而是特意绘制的郭沫若和画家自己在同行。在这幅丈二山水的下面,主人陈列了几方他所喜欢的石头,造型自然各显神韵。郭老曾有诗自述说:“我亦爱石人,爱石之性坚,纵使遭磨砻,以方寓于圆。”窗台上钟的指针标示着郭沫若去世的时刻:下午四点二十分。
郭老的办公室跟客厅东面相接。在办公室里,郭沫若常用的办公桌上,台历翻开在他去世的日子;他常用的助听器、茶碗还放在他手能够得到的地方;他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儿子的日记仍整齐地摞在桌上,那是他对儿子们的纪念,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冲击而不幸去世了。毛泽东手书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和于立群录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分别挂在两侧墙上。南窗下面对面放着两张书桌,主人常用的是东边那张。黑电木的墨盒,北京牌的蓝黑墨水,普通的极品狼毫……郭沫若就是利用这些最平常的文具在他的晚年完成了关于《兰亭序》真伪的论辨,以及著作《李白与杜甫》、《出土文物二三事》,还有他去世之后成集的《东风第一枝》和平生最后一部译作《英诗译稿》。
办公室东边的小门通向卧室,这是东耳房。卧室整洁俭朴。装有百纳本的《二十四史》黑色书柜,伴着一张棕绷床,绿格子的床单使小屋里的空气格外宁静。床边摆放着郭沫若常穿的“内联升”圆口布鞋。
◎“沧海遗粟”木匣◎
留日时期的大量珍贵手稿就留在这只木匣里
在郭沫若纪念馆四合院西厢房,有一只没有油漆的日本式木匣,木板已经被岁月涂成棕灰色,走到近处才看见上面“沧海遗粟”四个楷体字。别看它毫不起眼,但就是这只木匣却在70余年前让整个中国学界感到振奋。木匣里曾经装有九种甲骨金文著述手稿,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学术研究的精华。
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,对传世文献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,他要寻找第一手资料,即未被后人加工过的、确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,于是他开始了对甲骨文、金文的研究。
1929年,郭沫若完成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一书,这是他为探讨古代社会的实际而进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。在随后的几年里,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、《金文丛考》、《卜辞通纂》、《殷契粹编》、《石鼓文研究》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部接着一部问世,使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。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郭沫若决定秘密回国。为了避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视线,他暂别妻小,只随身带了一支钢笔,便离开了日本。他在日本期间的大量珍贵手稿都留在了这只木匣里,放在日本。直到1957年春,木匣才被友人送回到主人身边。郭沫若对此感慨许久,题写了“沧海遗粟”四个大字,并写下几行小字记述了木匣的辗转经历。
◎助听器◎
郭老自16岁起便因病导致双耳重听
在郭沫若的故居里陈列着一个助听器,有不少人以为这是郭老在晚年用的。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,自16岁起,郭沫若就成了残疾人———耳聋。
1908年,郭沫若在乐山读书的时候,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他,肠伤寒让他持续高烧达一个月,损坏了他的听神经,造成双耳重听。直接导致他在日本中止学医,他甚至想自杀。后来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,耳朵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
1927年12月,郭沫若再次重病,患上斑疹伤寒。虽然捡回了生命,但听力几乎完全丧失。
对于自己的残疾,郭沫若并不自卑。1946年,他给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风趣地对有残疾的学员们讲道:“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而悲观。请看,你们的聋子大哥在这里!”
新中国成立后,人们在各种场合见到郭沫若的形象,总是左耳戴着耳塞,口袋里装着或是手里拿着助听器。虽然听不到,但他用心看,用心研究、分析,从没有停止追求和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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